声明：本文观点基于历史素材启发，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。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，请读者理性阅读。

1911年12月的南京城，寒风刺骨，却吹不散城内弥漫的焦躁与火药味。

临时大总统府内，刚刚以16省代表高票当选的孙中山，眉头紧锁。窗外是连绵的阴雨，一如他此刻的心情。

“逸仙先生，不能再等了！”

黄兴一拳砸在桌上，震得茶杯嗡嗡作响。

他双目赤红，布满血丝，声音因激动而沙哑：“我刚从前线回来，将士们的情绪已经到了临界点！浙军那边，昨天就差点闹起来，答应了今天补发欠饷，才勉强压下去。可我们的库房里，连一块现大洋都拿不出来了！再这样下去，不用等北洋军打过来，我们自己就要先从内部溃散了！”

在座的革命党高层个个面色凝重，一言不发。

黄兴的话，像一把尖刀，精准地刺中了他们最脆弱的痛处：钱。

“革命”二字，远观时是何等壮丽辉煌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环。

可一旦身处其中，才发现它是由无数琐碎、尴尬甚至丑陋的细节构成的。

武昌城头一声枪响，南方各省纷纷响应，无数打着“光复”旗号的“民军”如潮水般涌向南京。

这些人成分复杂，说是军队，不如说是一个大杂烩。

有满怀理想的陆军中小学师生，他们是革命的中坚力量；但更多的，是各地临时召集的地主民团、会党武装，甚至是啸聚山林的江湖帮派。

对于占当时中国人口八成以上的文盲来说，“革命道理”四个字远不如“赏金”二字来得实在。

革命党人当初招兵买马，靠的就是口头承诺的赏金激励。如今，人是召集来了，枪也发下去了，可说好的钱却迟迟不见踪影。

《英国蓝皮书》里，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（F.E. Wilkinson）向伦敦发回的电报，冷静地记录了这危险的一幕：“南京的情况相当平静，但缺乏现银发放军饷，使官员们颇感忧虑……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，叫嚷发放欠饷。”

黄兴自己的文集《黄兴集》里，更是留下了部下军官赤裸裸的威胁：“军队乏饷即溃，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，莫怪对不住地方云云。”

“自由行动”四个字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后背发凉。这群手里有枪的骄兵悍将，一旦“自由行动”，就是兵匪一家，南京城将瞬间沦为人间地狱。

古人云，“兵者，凶器也”。这把双刃剑，用得好，可以开天辟地；用不好，第一个砍伤的就是握剑之人。

孙中山长叹一声，缓缓开口，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：“克强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诸位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，不只是内部的哗变风险。北方的袁世凯，虽然嘴上说着议和，但谁能保证他不会突然从哪个外国渠道拿到一笔巨款？一旦北洋军军饷充足，士气大振，我们拿什么去抵挡？”

这番话让会议室的气氛更加压抑。

革命党人冒着砍头的风险，抛家舍业，为的究竟是什么？说到底，核心目标就是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推翻那个腐朽的清政府，让汉人重新执掌自己的江山。

一个念头，在众人心中不约而同地浮现出来，只是谁也不愿第一个说出口。

最终，还是孙中山打破了沉默，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看来，我们必须做出让步了。只要能让清帝退位，这个首要目标能够达成，其他的……都可以谈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掂量接下来这句话的分量：“包括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。我们可以接受袁世凯。”

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，但短暂的震惊过后，却是一种无奈的默认。

是啊，袁世凯，他说到底也是汉人。

让他来当这个大总统，虽然不完美，但总比清廷继续存在要好。

这似乎是当下唯一能尽快消弭内外风险，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的办法了。

当时，从南到北，各大报纸的主流呼声也惊人地一致：南北双方各退一步，尽快妥协，恢复秩序。

否则，天下大乱，外国势力必将趁虚而入，边疆省份分裂在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而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最佳人选，舆论也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向了那个正在彰德府“养病”的河南人——袁世凯。

“非袁不可！”报纸上醒目的标题，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。

为什么非他不可？因为他是汉人，当了三十年官，手握最精锐的北洋新军，有能力，有经验，有手腕。

与此同时，远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，也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对着一副棋盘苦苦思索。

棋盘上，黑白两子绞杀正酣，像极了当下的时局。

有人骂他，身为大清内阁总理大臣，食君之禄，却不思忠君之事，反而与南方的“乱党”眉来眼去，暗中盘算着如何逼宫，实在是不忠不厚。

袁世凯听到这些风言风语，只是冷笑一声。

“忠诚？厚道？”他捻起一枚白子，重重落在棋盘上，心中暗道，“我为大清尽忠三十年，换来了什么？”

他的思绪回到了1909年。那年他刚满五十，正值壮年，突然一纸谕旨，将他所有公职一撸到底，像撵一条狗一样，赶回了河南老家。

理由是“足疾”，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不过是个借口。

真正的原因，是慈禧和光绪死了，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看他不顺眼。

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，据说光绪临死前留下遗言，说自己是被袁世凯害死的，要载沣为他报仇。

袁世凯自认并无过错，不过是新君上任，容不下他这个汉人权臣罢了。这种无情的抛弃，对一个人的忠诚度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
“你对我无情，休怪我对你无义。”袁世凯喃喃自语。这便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

更何况，他现在的处境，与南方的革命党人何其相似？

“大人，”门外传来心腹幕僚阮忠枢的声音，“军营那边传来消息，最近……开始出现逃兵了。”

袁世凯捏着棋子的手微微一顿。

他也缺钱。

武昌起义后，他被清廷重新启用，节制北洋陆海军。

可清廷的国库早就空了，根本拨不出足额的军饷。

北洋新军是他一手打造的，他深知这支军队的命脉在哪里。

没有钱，军心就会动摇。逃兵的出现，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。

从袁世凯的视角看，这个时局拖得越久，对他越不利。

南方的革命党，保不齐哪天就从哪个列强手里拉到一笔贷款，到时候军力大增，他袁世凯可能就是战败枭首、满门抄斩的下场。

所以，他也迫切需要一个方案，尽快结束这场豪赌。

至于利用时局，谋求总统大位的野心，他当然有。

他身边围绕着徐世昌、杨度、阮忠枢这些顶尖的智囊，这种“小心思”，根本无需言明。

换了任何一个人处在袁世凯的位置，出于最基本的趋利避害和自私考量，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：劝清帝退位，自己取而代之。

而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，也并非愚不可及。

武昌起义后，关内十八省，竟有十四个宣布独立。

这些省份截留了所有本该上缴中央的税收、人力、物力。

清政府的财政彻底崩溃，国库里连给官员发薪水的钱都没有了。

隆裕太后抱着年幼的溥仪，每日以泪洗面。她看不到任何挽救时局的希望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退位，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。这并非被谁哄骗，而是对利弊进行冷静分析后的结果。

在清廷看来，与其把江山拱手让给那些要“驱逐鞑虏”的革命党，不如交给袁世凯。至少，袁世凯是旧臣，他上台，还能在退位优待条件里，为满清皇室争取到最大的体面和保护。

于是，历史舞台上奇特的一幕上演了...

革命党、袁世凯、清廷，三方在各自的利益算盘驱动下，竟然诡异地达成了一致。

而当时的“国际社会”，那些在中国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列强们，则扮演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他们冷眼旁观，一致拒绝承认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。

为什么？难道他们不欣赏“先进的意识形态”吗？

不，列强们是极其现实的。他们在乎的不是你的主义是否先进，而是你是否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，能否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国市场，能否保障他们在华的条约利益。

在他们看来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，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。

不被承认的后果是致命的。当时中国财政的命脉——海关关税和盐税，因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，都控制在列强手里。他们每年会先从中扣除战争赔款和外债，剩下的“关余”、“盐余”，才会交给中国政府。

这笔钱，是当时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赖以为生的重要收入。

列强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，就意味着这笔钱一分也到不了革命党手里。想找列强借钱？更是痴人说梦。

财政的枯竭，军队的哗变风险，列强的冷遇，像三座大山，压得南京临时政府喘不过气来。

最终，南北议和达成。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。

历史的车轮，就这样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与妥协中，被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。

袁世凯的崛起之路，充满了血腥与权谋，他并非一个只会玩弄政治手腕的官僚。他的发迹，是从朝鲜的死人堆里杀出来的。

青年时代的袁世凯，志在科举，想做个文臣。奈何天分有限，屡试不第。二十岁那年，他心灰意冷，愤然说道：“大丈夫当效命疆场，安内攘外，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，自误光阴？！”

他家祖上世代在清军为官，军中人脉深厚。经家人介绍，他投奔了驻山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，开始了戎马生涯。

不久，朝鲜发生内乱，袁世凯随军入朝。这片异国的土地，成了他建功立业的舞台。

1882年，朝鲜爆发“壬午兵变”。简单说，就是退位的太上皇大院君，和当权的儿媳妇闵妃（高宗王妃）爆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。大院君发动政变，软禁了国王高宗，试图夺回权力。闵妃仓皇出逃，派人向宗主国大清求援。

袁世KAT随军进入汉城，在处理乱局时，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狠辣与果决。他眼明手快，当机立断，亲率部队逮捕了大院君，并将其押送至中国，同时处决了一批作乱的兵变头目，迅速稳定了朝鲜的局势。此事让他得到了清廷的褒赏，也让他在朝鲜站稳了脚跟。

两年后，1884年，朝鲜又爆发了“甲申政变”。这次的主角，是受日本扶持的“开化党”党魁金玉均。此人是日本在朝鲜培养的代理人，企图通过武装政变，建立一个亲日的朝鲜政府。

金玉均在日本公使的帮助下，劫持了国王高宗，杀害了多名亲清大臣。一时间，汉城王宫内血流成河。

危急时刻，年仅25岁的袁世凯，再次展现了他超凡的胆识和行动力。他没有等待国内的命令，而是当机立断，亲率两千清军，直扑王宫。

“袁大人，宫里不仅有开化党的叛军，还有日本兵！”部将焦急地劝阻。

袁世凯双目一瞪，厉声喝道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！此时若有半点迟疑，朝鲜国祚将倾，我大清国门亦危！传我将令，凡持械抵抗者，格杀勿论！”

他身先士卒，带兵杀入王宫，与数倍于己的叛军和日军展开激战。袁世凯指挥若定，清军作战勇猛，很快就击溃了“开化党”的武装，救出了高宗。日本公使馆也在乱战中被焚毁，日军狼狈逃窜。

袁世凯凭一己之力，粉碎了日本妄图控制朝鲜的阴谋。此事让他名声大噪，但也让他从此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，肉中刺。

这两次在朝鲜的铁血经历，奠定了他“实力派军界强人”的地位。他不是靠夸夸其谈，而是靠真刀真枪，杀人平乱，一步步从基层爬上来的。

那么，大清当年为何要如此深度地干涉朝鲜内政？甚至不惜与日本兵戎相见？

这背后，是冷酷的地缘政治逻辑。朝鲜半岛，是大清帝国在东北方向的国防缓冲区。一旦朝鲜被日本或沙俄这样的强敌控制，大清的京畿门户将洞开，国防形势将岌岌可危。

此外，当时的大清国民，在朝鲜享有超国民待遇。根据《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》，大清在朝鲜拥有租界和治外法权，清国人在朝鲜犯了法，朝鲜官府无权审判，必须交由大清的领事来管。

保护宗主国的特殊利益和维护国防安全，是大清控制朝鲜的核心动机。

然而，日本也是这么想的。

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，明治维新后国力日增，扩张的欲望也日益膨胀。朝鲜，是它踏上大陆的第一块跳板。控制了朝鲜，不仅可以获得梦寐以求的煤炭、铁矿等工业资源，更能以此为基地，对抗北方的沙俄，觊觎广袤的中国东北。

所以，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冲突，是结构性的，不可调和的。袁世凯在朝鲜的出色表现，只是将这场必然到来的冲突，暂时推后了而已。

甲午战争的惨败，证明了旧式军队在近代化强敌面前的不堪一击。战后，清廷痛定思痛，任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的袁世凯，在天津小站编练“新建陆军”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“北洋新军”。

这支军队，究竟“新”在哪里？

首先是制度新。袁世凯完全摒弃了八旗、绿营的旧制，全面学习德国和日本的西式兵制。他将部队细分为步兵、炮兵、骑兵、工兵、辎重兵等专业兵种，强调协同作战。他还创造性地设立了后备役制度，除了现役的“常备兵”，还设有“后备兵”和“续备兵”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三级动员体系。这在以前的清军中是不可想象的，以前打仗，兵员死光了就临时去抓壮丁，毫无战斗力可言。

其次是装备新，训练新。新军的武器装备，统一从德国、奥地利等国采购，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毛瑟步枪和克虏伯大炮，彻底告别了旧军队“万国造”的混乱局面。训练上，袁世凯更是引入了一整套“标准化流程管理”。多久练一次打靶，每人打多少发子弹，多长时间内必须达到什么标准，都有明确规定，并与奖惩挂钩。这种如同工厂流水线般的训练模式，确保了士兵的战斗素养。

最关键的一点，是管理上的革新，尤其是军饷发放。旧清军腐败透顶，军官层层克扣军饷是常态，士兵拿到手的钱寥寥无几，毫无斗志。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推行“主将发饷，营官不碰钱”的制度。由他本人或高级将领亲自将足额的工资发到每个士兵手中，中下级军官无权染指。

这一招看似简单，却极其高明。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贪腐，保证了基层士兵的利益。士兵能拿到足额的饷银，自然愿意为发钱的主将卖命，部队的忠诚度和战斗意志也因此大大提高。

再加上设立宪兵队整肃军纪，北洋新军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很快就成为大清帝国唯一一支拿得出手的现代化军事力量。而这支军队，也成了袁世凯日后最重要的政治资本。

然而，就在袁世凯事业蒸蒸日上之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，差点将他彻底吞噬。

1898年，戊戌变法进入高潮。光绪皇帝试图依靠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，推行新政，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实权。

这年9月的一个深夜，袁世凯在天津的驻地，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——维新派干将，谭嗣同。

“袁公，国家危在旦夕，非铁血手段不能挽救！”谭嗣同见面便开门见山，神情激动。

袁世凯心中一凛，不动声色地请他坐下，亲自沏茶，缓缓问道：“复生（谭嗣同的字），深夜造访，所为何事？但说无妨。”

谭嗣同压低声音，说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：“我等欲请袁公发兵，先杀荣禄，然后包围颐和园，捕杀西后（慈禧），以救皇上，保新政！”

袁世凯端着茶杯的手，在空中停滞了一瞬。

他看着眼前这个满脸书生意气、慷慨激昂的年轻人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疯子。

袁世凯是官场的老油条，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计划的荒谬和天真。他耐着性子，提出了一系列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。

“复生，我要带兵进京，没有皇上的朱谕（军队通行证），形同谋逆。此事如何解决？”

谭嗣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袁公放心，你先进宫面圣，只要你答应，我自有办法让皇上给你朱谕。就算皇上不给，我也有办法帮你弄到！”

这个回答，让袁世凯彻底断了念想。“有办法弄到”，这话说得轻巧，简直是儿戏！伪造圣旨吗？

袁世凯的脑子在飞速旋转。他非常清楚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这个天方夜谭般的计划侥幸成功，他袁世凯也绝不会有好下场。

中国是一个以“孝道”立国的社会。慈禧是光绪的亲姨妈，也是名义上的养母。光绪帝绝对不愿意，也不敢背负“弑母”的千古骂名。为了撇清关系，事成之后，他必然会把谭嗣同、康有为，连同自己这个执行者，全部逮捕下狱，当成替罪羊杀掉。

所以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参加这个所谓的“围园杀后”计划，都是一条十死无生的绝路。

送走谭嗣同后，袁世凯在书房里枯坐了一夜。

天亮时，他做出了决定。他立刻动身，找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。

在荣禄的密室里，袁世凯将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。荣禄大惊失色，立刻进宫，将此事转告给了慈禧太后。

一场血腥的镇压随之而来。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软禁了光绪皇帝，逮捕维新派人士，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在北京菜市口被杀。

多年后，袁世凯在自己的《戊戌日记》里，白纸黑字地承认了告密一事。他没有丝毫的愧疚，在他看来，他只是做了一个官僚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，为了自保而必须做出的选择。

谭嗣同临刑前，高呼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！”，他至死都以为袁世凯会发兵相救。他终究是看错了人。他把一个精于算计的旧式官僚，当成了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革命盟友。

所托非人，一语成谶。

靠着这次“护驾有功”，袁世凯的地位更加巩固。然而，十年之后，风水轮流转。1908年，慈禧和光绪在两天内相继去世，年仅3岁的溥仪登基，其父载沣成为摄政王。

载沣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拿袁世凯开刀。

他将袁世凯召至京城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宣布解除他的一切职务，勒令他“回籍养疴”。

载沣的理由很简单，也很直接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袁世凯不是他的人，而且手握重兵，还是个汉人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

在满清统治者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猜忌链条下，收回汉人的兵权，交到满清皇室自己人手里，是载沣稳固权力的必然选择。

被赶回河南老家的袁世凯，表面上每日垂钓读书，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，内心却充满了怨恨和不甘。他像一头蛰伏的猛虎，等待着复出的时机。

这个时机，在三年后到来了。

辛亥革命的炮火，不仅轰塌了清王朝的统治，也把袁世凯重新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。

然而，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很快发现，这个位子并不好坐。他面临的最大难题，和当初的革命党人一样，还是一个“钱”字。

辛亥革命期间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，顺理成章地截留了本该上缴给中央的税款。这个举动，在当时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。

可问题是，清政府倒台了，中华民国成立了，地方督军们却发现，把钱留在自己手里，是真香啊！

人性就是如此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

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成立后，他三令五申，要求各省将税款押解到北京。可地方实力派们阳奉阴违，要么哭穷，要么就象征性地上缴一点点，聊胜于无。

1914年，袁世凯召集各省民政长官来京开会，当面“催债”。

“诸位，”袁世凯坐在总统府的会议室里，面色铁青，将一本账簿摔在桌上，“民国三年了！中央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，还不如前清的一个富庶省份！田赋乃国家之根本，如今却尽被地方截留。中央无钱，何以建国？何以强兵？何以施政？这个国家，还要不要了？”

台下的各省大员们一个个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沉默不语。

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：钱到了北京，就是袁世凯的钱；钱留在省里，就是我自己的钱。我用这笔钱可以扩充军队，可以搞建设，可以中饱私囊，凭什么要交给你？

财政如此，军权更是如此。袁世凯很快发现，除了自己的北洋嫡系，他对全国的军队根本无法有效控制。

清廷的倒台，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，更是中央权威的彻底涣散。

“政不出都门”，成了袁世凯执政三年多最真实的写照。他想办的很多大事，比如整顿财政、编练新军、兴办实业，都因为地方的抵制和中央的无能而寸步难行。

时间一长，袁世凯身边的人开始向他灌输一种思想。

“大总统，”长子袁克定从日本留学归来，思想活跃，在他耳边低语，“共和体制，不合中国国情。国人愚昧，只知有皇帝，不知有总统。你看现在，地方各自为政，国家四分五裂，皆因中央无权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啊！”

另一位重要谋士杨度，更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：“中国欲强，非君主立宪不可。唯有强化中央集权，将地方的财权、军权、行政权统统收归中央，才能真正有效施政，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。否则，这个共和政府，永远只是一个空架子！”

这些话，深深地触动了袁世凯。

他称帝的野心，固然有个人权力欲望的因素，但从问题的本质上看，这确实是一场收权与反收权的斗争。袁世凯想通过称帝，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；而地方实力派们反对他称帝，本质上就是一场“反削藩”的斗争，是为了保住自己“土皇帝”的地位。

当然，在1915年那个时候，已经没有人敢光明正大地鼓吹“君主专制”。于是，袁世凯和他的智囊们，打出了一面“君主立宪制”的旗号。

但这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。以袁世凯的实权地位和政治手腕，一旦他黄袍加身，所谓的“君主立宪”只会是纸面上的东西，他必然会成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实权皇帝。

为了给称帝制造舆论，袁克定甚至伪造了一份《顺天时报》，上面刊登了大量“拥护帝制”的文章，来哄骗自己的父亲。

在种种精心策划之下，由杨度等人组织的“筹安会”粉墨登场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国民请愿”活动，请求袁世凯顺应“民意”，登基称帝。

各省的“国民代表”们，在地方督军的“指导”下，纷纷上书，全票“推戴”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。

1915年12月11日，参政院（时代替立法院的机构）收到了来自全国的“推戴书”，随即举行会议，以“全票通过”的表决结果，正式决定拥戴袁世凯为皇帝。

第二天，一份由参政院代国民大会拟就的“推戴书”，被恭恭敬敬地送到了袁世凯的办公桌上。

袁世凯拿起这份沉甸甸的文件，上面的每一个字，似乎都在闪耀着权力的光芒。他苦心经营的一切，终于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。他环视着房间里站着的北洋心腹大将们——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士珍……他期待着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理所当然的喜悦和祝贺。

他缓缓抬起头，脸上习惯性地挂上一丝矜持而威严的微笑，准备接受众人的拥戴。然而，预想中的欢呼和道贺并未出现。房间里，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

段祺瑞面沉似水，眼神像淬了冰；冯国璋则死死盯着地面，仿佛要在那光洁的地板上看出一个洞来。

整个空间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喜庆的气氛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。

袁世凯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他手中的那份“推戴书”，瞬间变得重如千钧。

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，瞬间传遍全身。

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来打破这诡异的沉默，却发现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他看到段祺瑞紧握的双拳和微微颤抖的肩膀，那是一种压抑到极点的愤怒。

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，如同乌云般笼罩了他的心头……

段祺瑞终于抬起了头，他的目光与袁世凯在空中相撞，没有丝毫的退让。

“大总统，”段祺瑞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芝泉（段祺瑞的字）追随大总统多年，为的是建立共和，不是为了再造一个新的皇朝。”

冯国璋也抬起头，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大总统。我们当初逼清帝退位，打的就是共和的旗号。如今您若称帝，我们这些人，置身家性命于何地？置天下悠悠之口于何地？”

袁世凯的心，一沉到底。

他最担心的事，还是发生了。他可以不在乎南方那些革命党，可以无视那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，但他不能不在乎眼前这几个跟着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北洋嫡系。这是他的左膀右臂，是他权力的根基。

“你们……”袁世凯的声音有些干涩，“你们也认为，共和比帝制好？”

段祺瑞冷笑一声：“好与不好，我一个粗人不懂那些大道理。我只知道，在总统共和制之下，大总统您百年之后，我们这些人，或许还有机会更进一步。可一旦您当了皇帝，这天下就成了你们袁家的了，下一个皇帝就是您的儿子。我们这些人，就永无出头之日，只能世世代代做你们家的奴才！大总统，这个道理，您不会不懂吧？”

这番话，如同一把尖刀，撕开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，露出了赤裸裸的利益内核。

所谓的“历史倒退”、“违背共和”，都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最核心的问题，是权力的分配。

在共和体制下，总统的宝座是流动的，段祺瑞、冯国璋这些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，都有机会通过实力和手腕去争一夺。而一旦变成世袭的帝制，他们的上升通道就被彻底堵死了。他们将永远只是臣子，而袁世凯的子孙将永远是君主。

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
袁世凯颓然坐倒在椅子上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最大的失算，不是低估了天下人的反对，而是高估了自己在这群骄兵悍将心中的权威。他以为他们是忠于他个人的，却忘了，他们首先忠于的是自己的利益。

然而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称帝的舆论已经造势到了顶点，无数的资源已经投入进去，此刻让他停下来，无异于自打耳光，威信将彻底扫地。

他挥了挥手，疲惫地说道：“你们先下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”

段祺瑞和冯国璋对视一眼，默默地退了出去。他们知道，该说的话已经说了，剩下的，就看袁世凯自己的选择了。

最终，袁世凯还是选择了走上那条不归路。他拒绝了参政院的第一次“推戴”，象征性地“谦让”了一下，然后“勉为其难”地接受了第二次“推戴”。

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，改国号为“中华帝国”，定1916年为“洪宪元年”。

消息传出，天下哗然。

远在云南的蔡锷，联合唐继尧等人，率先通电反对帝制，组织“护国军”，向四川进军，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。随后，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浙江等省份纷纷响应，宣布独立。

袁世凯当初赖以逼迫清廷退位的“各省独立”一幕，如今原封不动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。

更让他心寒的是，他派去镇压护国军的北洋部队，出工不出力，战事毫无进展。段祺瑞称病不出，冯国璋在南京态度暧昧，暗中与护国军勾结。

他最信赖的北洋系，从内部开始瓦解了。

就在袁世凯为称帝一事焦头烂额之时，日本人的幽灵，再次缠上了他。

其实早在称帝之前，1915年初，袁世凯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外交危机，那就是日本提出的“二十一条”。

一战爆发后，日本作为协约国的一员，出兵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——青岛。但日本人并不满足于此。他们担心一战结束后，在列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谈判桌上，青岛会被分给英法等西方国家。

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，在一个深夜秘密求见袁世凯，递上了一份让他怒火中烧的文件。

“袁大总统，”日置益的语气彬彬有礼，但眼神里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傲慢，“此乃敝国政府之诚意，旨在巩固中日两国‘亲善’关系，共保东亚和平。还请大总统审阅。”

袁世凯接过文件，只看了几眼，便气得浑身发抖。

这份被称为“二十一条”的文件，内容极其狂妄。

首先是山东问题。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“继承”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。用日本人的歪理说就是：反正青岛这块肥肉你们中国保不住，与其将来被分给西方人，不如现在就用条约的形式，送给我日本。

其次是东北问题。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获得的旅顺、大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，都将在几年内到期。日本人不甘心就此退出，要求将这些权益的期限，延长至九十九年。

这还不是全部。在文件的第五部分，日本人甚至提出了“希望”——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、财政、军事顾问；要求中国的警政与日本“合办”；要求中国军队所需武器的半数以上，必须向日本购买；要求将长江流域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改为“中日合办”……

这已经不是条约，而是赤裸裸的亡国条款。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：他们想把整个中国，变成自己的保护国。

日置益走后，袁世凯气得将桌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。

“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”他咆哮着，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。

他立刻召集段祺瑞、冯国璋等心腹重臣，关起门来开会。

“日本人已经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！”袁世凯双眼通红，拍着桌子吼道，“芝泉，我问你，以我国现有之军力，若与日本开战，有几成胜算？”

段祺瑞沉默了许久，缓缓地站起身，沉重地吐出几个字：“大总统，恕我直言。若开战，我国陆军……最多只能坚持三天。”

“三天？”袁世凯如遭雷击，瘫坐在椅子上，仰天长叹。

这就是弱国的悲哀。没有实力，就没有尊严。愤怒和热血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，一文不值。

硬打，是死路一条。最后，袁世凯还是想到了老祖宗传下来的那招——“以夷制夷”。

他一面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人展开马拉松式的谈判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，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地磨，尽力拖延时间；另一面，他叫人秘密将“二十一条”的内容，尤其是危害最大的第五部分，透露给了英美等国。

消息一出，国际舆论哗然。美国政府果然向日本提出交涉，英国也表示了不满。他们不希望看到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，破坏了列强在华的利益均势。

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，日本人最终做出了一些让步，删除了危害最大的第五号条款。

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了修改后的“二十一条”，史称“五九国耻”。

签字的那天，袁世凯通令全国，将此日定为国耻纪念日。他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五月九日为不忘国耻之日，请交史馆，将来编入教科书，使后世永远纪念此日。”

“二十一条”的签订，让袁世凯的声望受到了沉重打击，也为他后来的称帝失败埋下了伏笔。很多人骂他是卖国贼，却不知道他在那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，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

护国战争的烽火，越烧越旺。袁世凯众叛亲离，内外交困，健康状况也急转直下。

1916年3月22日，在做了83天皇帝梦之后，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，恢复“中华民国”国号。

但他失去的，已经永远无法挽回了。

他最看重的北洋系，因为帝制风波而彻底分裂。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人虽然逼迫他取消了帝制，但裂痕已经产生，再也无法弥合。

地方实力派们则通过这场“反袁护国”的战争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，中央政府的权威更加荡然无存。

袁世凯死后，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代。

那些曾经高喊“反对帝制”的军阀们，没有一个真正想让国家统一。因为国家一旦统一了，他们这些“土皇帝”的地位也就不保了。他们宁愿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，也不愿看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现在自己头顶。

北洋政府，从袁世凯死后，就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壳。由于地方截留税款，中央财政只能依靠烟酒税、印花税等零星税种，以及不断向外国借债度日。政令不出北京，政府无钱办事，无力施政，成了一个彻底瘫痪的“无能政府”。

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，因尿毒症不治身亡，时年57岁。

据说，他在临死前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“他害了我……”

这个“他”，有人说是蛊惑他称帝的儿子袁克定，也有人说是为他炮制君宪理论的杨度。但或许，真正害了他的，是他自己那永不满足的权欲，和他对时代潮流的严重误判。

如何客观地评价袁世凯？

我们不应该从“人品”或者“口号”出发。评价一个政治人物，唯一的标准，应该是他的“政治业绩”。

他为这个国家和民族，实际带来了什么？

以这个标准来看，袁世凯当政的四年，国家财政崩溃，经济民生凋敝，政治体制一塌糊涂。他死后，更是直接导致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。他有能力，有手腕，在编练新军、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方面，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。在处理“二十一条”等外交危机时，也展现了一个旧式官僚在困境中竭力周旋的技巧。

但他终究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。他的思想底色，依然是帝王将相、权力谋略那一套。他可以利用“共和”，但从不真正信仰“共和”。当他发现共和体制无法满足他集权的需要时，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辟帝制这条死路。

从一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书生，到一个在朝鲜杀伐决断的悍将，再到权倾天下的民国大总统，最后沦为黄袍加身的窃国大盗。袁世凯的一生，跌宕起伏，充满了争议。

他是一个乱世枭雄，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建国者。他亲手埋葬了清王朝，却也为后来的军阀混战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他的政治生涯，最终以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形象，定格在了历史之中。